【精神革命】走出文明衝突怪圈　須群策群力建設文化智商工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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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，世界各地有關文化衝突的消息不絕於耳。自從1990年代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重新冒起，針對全球化和族群融合的不滿似乎越演越烈，其利用互聯網等科技平台，在組織上、宣傳上形成新的攻勢，並開始佔據多國政壇主流。在英國，疑歐派成功劫持政治，堵死脫歐之外一切選擇。在歐洲大陸，反移民政治力量在德國建立極右 「另類選擇黨」，又促成奧班．維克多（Orban Viktor）領導的匈牙利右翼執政。特朗普上台後，處處針對中東和拉丁裔人，並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，大有上升至新冷戰的勢頭。在中東地區，屬於遜尼派的伊斯蘭國針對什葉派和基督徒大開殺戒，終於多國干涉下敗亡。在中國，少數民族關係僵持不下，恐襲陰霾依然籠罩各地，而香港自身也面臨族群共融的壓力。亨廷頓的《文明衝突論》種種預言似乎在一一應驗。

可幸的是，局勢並不是一邊倒。在英國，教育水平較高的年青人普遍反對脫歐，德國社會上下也有不少歡迎、並積極採取措施容納中東移民的人士，而面臨民主黨左翼嚴峻挑戰的特朗普，能否捱過第二次選舉，尚屬未知之數。這些能夠接納異文化的社會力量，特別之處到底在哪裏？社會為了走出文明衝突怪圈，應當促進哪些基本要素的增長？答案可能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洪洵（Soon Ang） 、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范戴茵（Linn Van Dyne）和組織管理心理學家 P. Christopher Earley三名教授所提出的「文化智商」（Cultural Intelligence/Quotient, ‘CQ’）概念。

「文化智商」理論基礎

正如智商的定義是「掌握並準確判斷抽象概念並解決問題」（Schmidt & Hunter, 2000），洪洵和范戴茵（2009）把「文化智商」定義為「個人應付多元文化處境並在其中有效運作的能力」，並認為它是「全球思維」（thinking globally）和「在地行動」（acting locally）之間的橋樑。文化智商理論本來主要應用於跨國公司內部建構和國際商務來往，後擴展至教育界及政府行政領域上；理論者並且認為文化智商的建立可以製造「世界公民」，可以促進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和諧共處，也能提高政府效益，減少行政成本，並增進弱勢群體權益和社會總體安全穩定。洪、戴兩人利用Sternberg & Detterman（1986）的「智商多重心」（multiple foci of intelligence）框架，把文化智商（CQ）的構成形容為「四個中心」，即：

不同於部分取決於先天因素的智商（IQ）和情緒智商（EQ），文化智商完全可以後天建構。但文化智商的建立決不是個人的問題。明顯可見，在全球範圍內建立「文化智商」，於日益嚴峻的族群關係和國家安全局勢下，已經成為不可再緩之圖，其必須被視為一項跨國的社會系統工程，在有效國際合作、有力政治指導和社會各界積極推動下，盡快在各國全社會中建立起來。

建立文化智商是社會系統工程

Shannon & Begley（2009）認為，學習語言、外地工作經驗、社交圈子多樣性都有助於提高文化智商。然而，這些機會顯然不是人人皆有，很大程度取決於個人的社會經濟背景，以及當地政府有沒有採取積極文化措施。英國的例子正好說明，政府必須在這些方面積極進行干預，填補社會經濟差異，而干預的成果也往往立竿見影。英國的種族關係曾經惡劣不堪。在七、八十年代，種族暴動幾乎每年一度，政壇也為疑歐保守力量所把持。然而事到如今，曾就讀大學的英國年青人普遍反對脫歐，思想傾向多元、多種族主義，這是當局多年來努力積累而成。1965年英國通過《種族關係法》，將歧視非法化，為推動各種共融措施和第二代移民的中產化製造條件。英國教育當局改革了GCSE（中學會考）宗教科課程，從以前的「聖經」課綱，改為教授各主要宗教、包括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，從小培育學生的CQ知識和驅動力。英國在1987年也開始參與歐洲共同體（後歐盟）的伊拉斯謨計劃（Erasmus Programme），大額資助英國和歐洲各地大學生和體育專才進行交換，拓寬視野，並培育歐洲認同感。

社會經濟條件決定文化智商能否有效建立；反之，文化智商雖然不能直接解決經濟基礎問題，但考慮到文化、制度往往反作用於經濟基礎，文化智商最後也跟經濟關係密切。脫歐和種族矛盾造成的經濟動盪就是慘痛例子。以前為人稱道的幾種文化融合政策，比如社會主義國際主義（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），美國「文化熔爐論」、法國「共和主義同化論」、都在蘇東、南斯拉夫瓦解、特朗普上台、法國恐襲浪潮底下相繼破產。原因在於過往的融合政策只談社會整體和族群文化版塊，而鮮有貫徹到個人層面，甚至要自欺欺人，假裝個人與個人之間可以變得毫無文化差異。法國的同化政策，因此只能反映巴黎精英的傲慢。文化智商的建立，作為一種「自下而上」、講求個人素養、充分承認人際文化差異的辦法，可謂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社會建設的定海神針。這裏需要的是政治的決心和策略。跨國機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在推動、協調全球範圍文化智商提升的系統工程中，可以扮演重要作用。在往後一系列文章中，筆者將會提到幾個在文化智商上曾經領先世界、卻經不過考驗而崩潰的多民族多信仰國家──鄂圖曼帝國、奧匈帝國、南斯拉夫；以及成功的案例，如新加坡，到底是怎麼一路走來的。

文化智商及其敵人（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its Enemies）

正如「開放社會」（Open Society）有其敵人，文化智商的建立，也不可能無往不利，其四個重心──CQ驅動力、CQ知識、CQ戰略和CQ行為──反面分別是「文化索然」（Disinterest）、「文化無知」（Ignorance）、「文化無謀」（Tactlessness）和「文化無為」（Inaction）。建立文化智商，作為為政者的一項政策，和一場由各階層各族群共同參與的全社會運動，必須向這四個反面進攻，從個人層面瓦解一切因無知、恐懼、不作為而造成的文化反動（cultural reaction）及其政治、經濟表現，包括消極保護主義和偏安思想。這呼喚着一種開明而強勢的政治，敢於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，跟那些推動文化無知、恐懼、民粹和不作為的政客和群體周旋鬥爭，決不能含糊其詞，允許運動變得模陵兩可（wishy-washy）。同時要清楚區別，這些文化群體對當局到底採取謹慎開放、還是純粹保守的取態，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，要盡量爭取多數，孤立頑固的一小撮。

接納異文化必須有原則，不能使之成為個別群體內部保守力量的護身符。以最近意大利新法西斯主義者反吉普賽人的暴動為例，當局在推動社會接納文化差異、打擊新法西斯主義的同時，應確保吉普賽人住房、就學、就業平等權益，動用行政資源強制吉普賽家庭住進公營房屋、強迫家長送兒童上學，破除吉普賽人對上樓和就學的禁忌。只有如此，文化差異才不會在長遠演化成制度性和政治經濟差異，變成跨代貧窮的原因。也只有如此，文化差異才可以在無尊卑的平等基礎上存在。如此強勢政治，必須充分民意基礎。推動文化智商增長的運動，首先應由社會跨文化組織倡議推動，然後由主要政黨牽頭，在其執政之日動用行政資源，在全社會範圍有計劃、有協調地進行。這也涉及到保障各文化群體中進步份子的參政議政的權利。但只有在建基於廣泛聯盟的情況下，推動文化智商建設的工程才不會適得其反，引起社會反感，也只有這樣，才能徹底推動這場精神革命，以消彌國家和社會安全隱患，並使社會得以穩步邁向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。

作者簡介：

梁明德@GLOs

1992年生，香港大學歷史、法文雙主修畢業。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哲學碩士，其研究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日關係。

GLOs 集團旨在將國際關係產業化，業務涵蓋六大範疇：教育、研究、旅遊、生活、社會及創意；透過不同公司和品牌，成為國際間的橋樑，或有助社會大眾適應各地文化，促成企業間合作關係。集團以協助小眾群體建立關係為重，跟跨國界人士合作，如非洲、南美洲，發掘其獨有才能。教育範疇將以共同學習人工智能（AI）、編程等方面知識納入課程，以適應未來科技世界。

【編按：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，原題為「推動社會 “文化智商” 增長 走出文明衝突怪圈」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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