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族群共融】民族國家意即單一民族國家　時代趨勢下已不可能實現

【文章原刊於01撐場，歡迎下載香港01 app，與更多作者一同討論喜愛話題。】

「族群共融」、「信仰多元」，似乎是新近的名詞。的確，這些口號都是針對過去一百年來屬於主流的「民族國家」（nation-state）模式而提出的。「民族國家」的基因中包含對異文化的排斥，而數其最惡劣的代表，便是高舉日耳曼民族旗幟，清洗猶太人、吉普賽人的納粹德國。如果說一百年前的閉塞的交通條件下，「單一民族國家」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，並且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，幫助劃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新國界，製造了捷克、波蘭之類的新民族國家，那麼在全球化的今天，「單一民族國家」已經不可能實現。這是因為所有主要國家，包括日本，都日益依賴外來勞動力和專才，甚至需要容納難民。「單一民族國家」的詛咒，到今天還籠罩不少地區，比如執着於「猶太民族國家」定位的以色列，就一直找不到與巴勒斯坦人共處的良方。

實際上，一百年多前在巴黎和會上，列強代表正是以「單一民族國家」為藉口，瓜分戰敗的多民族帝國──德意志、奧匈和鄂圖曼帝國。要反思「民族國家」，便需要考察這些一戰以前的多民族國家到底以什麼方法，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內維持多元文化共存，而這個系統最後又是因為什麼原因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遇上嚴峻挑戰，結果土崩瓦解。今天我們先看鄂圖曼帝國。

宗教多元確保鄂圖曼帝國繁榮穩定

鄂圖曼帝國（即奧斯曼帝國）在1300年左右由奧斯曼一世創立，是由突厥人（今土耳其人為其分支）建立的神權國家，蘇丹同為哈里發（Caliph，即伊斯蘭教宗）。鄂圖曼帝國在1453年征服了東正教拜占廷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，將之改名為伊斯坦堡。在19世紀以前，鄂圖曼帝國版圖涵蓋北非、中東和巴爾幹半島，西至摩洛哥，南至也門，東與伊朗接壤，北疆則在維也納久攻不下之後，止步於匈牙利，然後於歷次戰爭中被迫南移。鄂圖曼帝國因此管理着一個民族和宗教上極為多樣化的地區。根據《可蘭經》，猶太教和基督教由於與伊斯蘭教同源(即《舊約聖經》)，所以其教徒都被視為「奉經民眾」（People of the Book）。帶兵攻入君士坦丁堡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（Mehmet II）決定不強迫異教人民改信伊斯蘭教，反而允許他們組成財政、司法和行政上自治的「米利特」（Millet，「族群」），繼續與伊斯蘭教徒混居，並充分承認其文化差異。比如東正教徒所組成的米利特，其領導者仍然為該教的「牧首」（Patriarch，等同教宗），繼續管理帝國內的東正教堂。非伊斯蘭教徒不受帝國司法系統管轄。各族群可以自辦宗教法庭，處理婚姻、遺產和民事訴訟等，印發經書和辦學、行醫的權利也不受干涉。由於伊斯蘭律法不允許異教徒開設新的教堂，帝國行政當局往往利用其神權，借哈里發名義，特許異教徒開辦教堂，反映鄂圖曼帝國處理文化問題的高度靈活性，以及行政人員「文化智商」的水平之高。不少在歐洲教廷苛政下無法生存的基督教宗派，比如聶斯脫里派（Nestorian）、埃及科普特派（Copt）、敘利亞教會和亞美尼亞教會，都在伊斯蘭帝國蔭庇下欣欣向榮。鄂圖曼帝國的開放和包容實在難能可貴。

異教徒也享有不少伊斯蘭教徒所沒有的權利。1492年，天主教徒統一西班牙，消滅南部的伊斯蘭教的安達盧斯公國（Al-Andalus）之後，下令驅逐境內所有猶太人。鄂圖曼帝國馬上派出艦隊，把猶太難民接走並安置於國內。愛琴海邊的薩洛尼卡（Salonica，今希臘城市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) ）在17世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猶太人都市。在鄂圖曼帝國，伊斯蘭男性教徒除非繳納特別稅款，否則必須服五年兵役，但猶太人和基督徒則可免服兵役。即便如此，不少猶太人和基督徒都主動參與軍隊。鄂圖曼近衛軍「耶尼切里兵團」（Janissary Corps）本來是由被擄走的基督徒男孩組成的奴隸部隊，但後來由於其社會地位大增，吸引不少基督徒參軍。「耶尼切里兵團」也成為16世紀全歐洲最精良的步兵隊伍。多名猶太人和基督徒甚至先後出任帝國首相。在1856年改革之後，當局按照「帝國人口三分之一為異教徒」的標準，規定公務員學院名額須有三分之一為非伊斯蘭教徒。帝國統治精英也擁抱多元文化，其口語混雜阿拉伯、波斯和突厥詞彙、文法，貴族間的通訊和部分政府公文甚至是以法語書寫。Ōztürk（2014）認為，多元政策確保了鄂圖曼帝國多年的強盛與活力。鄂圖曼社會的「文化智商」可謂冠絕全球。

從有到無   鄂圖曼帝國多元政治因改革而衰敗

鄂圖曼帝國在19世紀面臨歐洲帝國主義壓力和內部民族矛盾，走上「維新」道路，但這反而引起內部民族矛盾進一步擴大。鄂圖曼帝國在1536年與法國結盟，並於1673年路易十四在位時，允許法國教會在鄂圖曼帝國自由傳教。在米利特系統下，帝國內的所有異教徒都有自己的族群首領，但鄂圖曼帝國卻承認所有羅馬天主教徒受法國大使保護，擁有治外法權，不受國內司法管轄，結果鑄成大錯。1798-1801年，拿破崙為抗衡英國勢力，派兵侵佔埃及省、敘利亞省和馬爾他，最終在英國抗擊下敗退。1826年，「耶尼切里兵團」叛變事敗，遭到屠殺。1830年，在英國、法國、俄羅斯三國干涉下，希臘成功獨立。同年，法國侵佔阿爾及利亞。1831-33年，鄂圖曼帝國與類似於朝貢國的埃及省，在敘利亞省（今敘利亞、黎巴嫩、以色列、巴勒斯坦）戰鬥失敗，敘利亞省割讓予埃及，在1841年才在歐洲列強干涉下得以收回。

在這些事件的刺激下，鄂圖曼帝國在1839年宣布「坦至麥特」（Tanzimat, 意即 「改組維新」），推動多項改革和建設，發展工業和教育，並受法國大革命和人權觀念影響，提倡「鄂圖曼主義」（Ottomanism）作為新國民身分，將伊斯蘭律法改為世俗法，甚至宣布同性戀無罪。司法改革意料之外的結果，是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」的規定削弱了各族群原有的司法自治權，引起反彈。1856年英法兩國幫助鄂圖曼帝國在克里米亞戰勝俄國，但同時要求進一步保障基督教徒權益，協助基督徒中產階級壯大，開了干預鄂圖曼內政的先河。1876年，無能的蘇丹穆拉德五世（Murad V）被廢黜，取而代之的阿卜杜勒-哈米德二世（Abdul-Hamid II）頒布帝國憲法，召開國會，然而候選資格包括要通曉土耳其語。不到兩年，阿卜杜勒-哈米德二世便因對俄作戰失利導致保加利亞獨立，而宣布解散國會，恢復專制統治，錯失通過民主維繫族群關係的良機。

此時的鄂圖曼帝國不僅要割地賠款，而且跟晚清中國一樣，負債纍纍，帝國財政稅收受列強指派的「鄂圖曼債務管理局」一群歐洲公務員所控制。鄂圖曼帝國內部瓦解的先兆，是在敘利亞省，其居民除伊斯蘭教徒外，主要是基督徒和德魯茲人。後者屬於什葉派分支，但教義深受基督教影響，不為伊斯蘭教正統接受。基督徒多為貧農雇農，而德魯茲人則不少是地主，族群與經濟分野不幸重合。在歐洲列強干預下，鄂圖曼帝國在1842年宣布將黎巴嫩劃分為基督徒北區和德魯茲南區，然而兩派仍然混居，且衝突不斷，至1860年5月終於爆發戰爭，德魯茲人在大馬士革等地屠殺上萬基督徒，最後法國利用「基督徒保護者」名義進行軍事調停，制止殺戮。在英、法、俄、奧、普五國干預下，黎巴嫩行政長官（Mutasarrif,「穆塔薩勒夫」）改由基督徒擔任，黎巴嫩行政局由十二人組成，各族群（基督徒兩派、德魯茲、遜尼派、什葉派、東正教）選出兩名代表。黎巴嫩於是進入「分餅仔」政治年代，各族群要通過攤分實際政治利益，而不是透過文化默契，來維持穩定關係。

在另一邊廂，亞美尼亞基督徒也耐不住了。1856年的鄂圖曼主義「人人平等」司法改革造成亞美尼亞人的不滿。但亞美尼亞人自己也不是鐵板一塊，其知識分子希望削弱在米利特系統中「反動貴族」和擔任神權、政權領袖的總主教（Catholicos of All Armenians）的權力。1860年，在這些知識分子推動下，亞美尼亞米利特草擬了自己的憲法，並於1863年得到鄂圖曼蘇丹批准頒布，條款包括迫使總主教與新設的亞美尼亞民族議會（Armenian National Assembly）分享權力。結果是亞美尼亞總主教和上層貴族開始仇視鄂圖曼統治。1878年帝國議會解散後不久，亞美尼亞人便開始武裝起義，並得到俄、英等國的明暗支持，而亞美尼亞左翼份子也跟恩格斯等人取得連繫，開始向鄂圖曼帝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。

（待續）

作者簡介：

梁明德@GLOs

1992年生，香港大學歷史、法文雙主修畢業。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哲學碩士，其研究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日關係。

GLOs 集團旨在將國際關係產業化，業務涵蓋六大範疇：教育、研究、旅遊、生活、社會及創意；透過不同公司和品牌，成為國際間的橋樑，或有助社會大眾適應各地文化，促成企業間合作關係。集團以協助小眾群體建立關係為重，跟跨國界人士合作，如非洲、南美洲，發掘其獨有才能。教育範疇將以共同學習人工智能（AI）、編程等方面知識納入課程，以適應未來科技世界。

【編按：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，原題為「多元共融模式的先聲“文化智商”領先的鄂圖曼帝國為何衰亡（上）」​】

（以上文章內容均屬用戶提供，香港01不為任何用戶內容而衍生或遭受之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。）